最近，在一本杂志的“国外出版?望”栏目中读到台湾旅德著名作家龙应台对德国出版发展和阅读状况的介绍。在人口不足一亿的德国有2109家出版社，1997年德国出版了新书7万种。德国有大小书店4670多家，1996年总营业额为96亿美元。就数量而言，德国出版物的人均占有量应该是较大的了。面对这种情况，是否存在着“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呢？
龙应台女士以自己亲历的事实介绍了德国出版业的那种精益求精的执着态度：“我的朋友克劳斯花了3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托马斯·曼传记》。在最后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他‘闭关’到一个旅馆中，7天7夜地重新阅稿。编辑本身是个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作品的内容取舍、文字风格、章节编排等等提出全面批评，与作者推敲讨论，最后才算定稿。克劳斯的书总共有1万多个注解。出版社派有另一位编辑，负责将这1万多个注解逐条检查：不只要检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误植，还要翻查出每条注解的出处，证明注解的翔实确切。编辑的工作体现着出版社的一种信誉和品质，他必须保证这1万多条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无心错植的。”由此可见，精益求精的出版精神推动着出版行业为造成一个崇知社会而扎实奉献，他们似乎并不是要把创出几个精品读物当做光荣和梦想，而是把每个选题都熔炼成经得住大众与历史淘筛的精品看成自己行业的基本要求。在德国这个崇知的社会中，人们有着一种特异的“认真”和执着。
对德国人的阅读文化，龙应台女士也有着极为具体的领教。在法兰克福，她曾去参加了一场文学作品朗读会。朗读从下午6点开始，直到晚上12点，这个朗读会还没有“告一段落”的意思，远处响起教堂阵阵钟声，朗读会的主持人用他低沉而单调的声音读着自己创作的小说，龙女士两眼发直，头脑发胀，大约在清晨一点多钟逃离了现场。她说当时自己心里充满了恐怖感：“爱文学可以爱到这种地步？饶了我吧！”
由此，我忽然想起德国历史学家梅林对康德的评价：康德在思辩的苦海中惨淡经营了40多年，终于将德国民族引进了哲学的大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营造德国启蒙哲学的最重要的基石，其内容的深刻与艰涩同属“世界一流”，即便是哲学专业工作者也须在“彻夜青灯伴孤影”的书斋里一字一字地“啃”，但就是这种阅读起来诘屈聱牙的经典之作也常常成为德国的大家闺秀们案头上的必备之物。无独有偶，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于1806年10月完成了巨著《精神现象学》的写作，此时的德国正处在耶拿大战的前夕，拿破仑进攻普鲁士的硝烟四处可见，但崇知的德国各界，特别是著作界、读书界和出版界面对战乱却一如既往，还在按部就班地做学问或为做学问按部就班地做事。德国人那种处惊不乱的作派曾在20年前使我惊愕不已。读完大学、读完研究生，一步一个趔趄地进入到中国的出版界后，时光也过去了十几年，再读康德、黑格尔及其德国后辈们，我仍然惊愕不已。猛然间，我从另一个方面即非哲学的角度上有些懂了康德、黑格尔们的德国：这是一个既和传统叫真又和现实叫真的群体，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惰性过不去，但他们更同自身的惰性过不去。在沉默的劳作里，在理性的思辩中，德国的哲学和文学成为18—19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第一小提琴”。面对此情此景，我常常有些无可奈何地说：德国，真是个肯创精品的民族！更是个能出精品的民族。同样，我也不得不感叹：在执着耐心方面，爱文学爱到“发疯”程度的德国读者真是令人尊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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